山东泰山队近期帅位变动后，新教练组对年轻球员的使用，成为检验“换帅”成效的关键指标。前任教练组饱受诟病的一点，正是压制了年轻球员的成长。如今，彭啸连续首发，于金永顶替红牌停赛的王大雷成为主力门将，表现逐渐获得认可。然而，球迷们仍觉得意犹未尽。年初在U20亚洲杯表现出色的国青主力依木兰、陈泽仕和史松辰，甚至连四场调整后的泰山队比赛大名单都没进入。这并非新教练组保守，而是这几位备受期待的小将均遭遇了严重的伤病。

依木兰在回归泰山B队后，只参加了三场中乙联赛便因伤长期缺席。国青队的超高强度训练和密集赛事导致其身体机能下降，拉伤后又复发，即使乐观估计，全运会决赛前能否完全恢复都悬而未知，俱乐部赛事更是难以指望。陈泽仕和史松辰则是在U22国家队集训期间双双遭遇右脚骨折，复出之路漫漫。值得注意的是，U20国家队11名首发球员中，泰山队占据5席，除去上述三位伤员及担任泰山队第三门将的刘骐玮，只有彭啸一人能够正常参赛。可见，伤病严重制约了泰山队新老交替的进程。

放眼成年国家队层面，泰山队本土核心球员李源一、高准翼和黄政宇，都在国家队比赛期间受伤，并因此长时间缺席俱乐部赛事。李源一在去年世预赛受伤后失去了主教练的信任，今年初状态一度回勇，但旧伤复发后状态断崖式下滑。高准翼在3月世预赛中伤退后，便如同玻璃人一般，出勤率骤减。黄政宇则是在东亚杯因疲劳导致受伤，直接影响了其在俱乐部赛事的发挥。事实上，中超多支拥有众多国脚的俱乐部，如北京国安、上海申花，都比泰山队更深受国脚伤病困扰。例如，国安队曾在一次国家队比赛周后，有多达六七名国脚无法参加接下来的中超比赛。成都蓉城队的国脚胡荷韬则在年初的世预赛中受伤，至今仍未复出。

以上这些例子，仅仅是冰山一角，并不能全面反映各级国脚受伤给俱乐部带来的损失。我们并非抱怨国家队征召，为国效力义不容辞，泰山队及其他俱乐部也从未因国家队征召过多球员而有所抱怨，并默默承担了国脚受伤带来的损失。然而，我们也应该换位思考，中国足协作为负责各级国家队征召、集训和比赛的机构，应该学习国际足坛先进经验，考虑对受损俱乐部给予适当补偿，并建立相应的制度，长期执行，鼓励俱乐部为国家队输送人才。诚然，经济上的象征性补偿难以真正弥补国脚缺阵造成的损失，俱乐部更需要的是一种态度，一种心理上的平衡。

国际足联早已出台了《俱乐部保护计划赔偿法案》，核心规定是：如果球员因国家队比赛受伤缺阵超过28天，俱乐部将获得每日最高20548欧元（约合人民币16.3万元）的薪资损失赔偿。如果球员伤缺4个月，则可获得246.5万欧元（约合人民币2070.6万元）的赔偿。巴塞罗那俱乐部门将特尔施特根因代表德国国家队比赛受伤，缺阵4个月，便获得了246.5万欧元的赔偿。巴萨还曾通过该计划获得加维和阿劳霍等球员的伤缺赔偿，并可按赔偿金额的80%释放薪资空间，不受转会窗口限制引进球员填补空缺。

然而，这项国际足联的规定在中国足坛却并未实施。那么，中国足协是否有针对国脚伤病损害俱乐部利益的补偿措施呢？网络搜索结果大多是国内工伤保险相关政策，人工智能的回答更是建议参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。但《工伤保险条例》面向的是全体社会劳动者，所指的工伤通常是不可逆的，与职业运动员阶段性缺席俱乐部赛事的补偿性质显然不符。

中国足协欠缺的，不仅是针对国脚伤缺的经济补偿机制，更应包括与时俱进的国家队集训理念和模式。中国各级国家队集训时间普遍过长，“以练代赛”的传统思维依然根深蒂固。长期集训挤占了俱乐部赛事时间，增加了国脚受伤的风险，也不利于国脚状态的调整，与国际足坛“以赛代练”的全新理念相比，可谓落后许多。尤其是今年导致陈泽仕和史松辰重伤的U22国家队集训，集训期间根本没有安排任何正式比赛，球员们留在俱乐部边训练边比赛，效果肯定远胜于单纯的集训，足协为何要安排这种事倍功半、弊大于利的集训方式？

退一步讲，即使经济补偿和集训模式的改变短期内难以实现，当国脚在国家队集训和比赛期间受伤时，足协能否向俱乐部表达歉意？连这点起码的礼貌都做不到，恐怕就不是工作方法问题，而是素质和人品问题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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